近代足球传入中国其实很早，早在同治元年就已经由洋人带入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，由初期的通商口岸，租界的西人社区，流入各教会学校和公学，再通过学校流播到当时民国社会的各阶层。从西方研究者的观点来看，近代足球在中国的传播，其实和足球在欧洲大陆传播发展，几乎是完全按同一规律来运作的。当年的民国，读得起教会学校和高等学府的，多半是有钱人家的小孩，或者至少也是殷实人家的子弟。足球这种西洋玩意自然也很对莘莘学子的脾胃，久而久之就有了校际间的比赛，然后再通过同学会变成某种业余俱乐部，等他们毕业以后，从事的都是一些被当时社会大众所羡慕的工作。最普通的也会有一份类似邮局，海关，学校这类体面的工作。上等人的爱好向来引领社会潮流，足球开始普及，俱乐部增多，比赛增多，社会关注度也就越高，商机应运而生。最后就是由业余的绅士运动走向职业化运动。当然民国后期战乱频仍，西方学者认为，49年之前的中国足球（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东以上海，北以天津，西以汉口，南以粤港为标志的地域性足球）正介于由半专业化向职业化过渡的当口。

　　1949年，新中国的体育战线上，最响亮的口号就是，向老大哥学习，有计划的建设自己的体育事业。为了实行这一宏伟目标，首先要做得就是把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体育人才集合到一起，足球行业自然也不例外。经过几年的整合准备，新中国第一代足球教练和球员终于初露端倪。要是仔细留意一下他们的出身，背景和成长履历，不难发现，不管他们来自天南海北，无论是第一代的教练，还是第一代的球员，身上都有某种共通的地方。

　　新中国向当时同志加兄弟般的红色足球强国——匈牙利取经，派出大批球员留匈。因此早期的中国第一代足球有着浓厚的东欧风格。在建国的前十几年时间里，中国足球就是在这两代人的合作下，慢慢摸索前行，期间也参加过一些大型国际赛事，但都以练兵为主，一直要到1965年，年维泗第二次接任中国队主教练。这时，教练组方面基本完成了世代交替，第一代的球员代替了第一代的教练，率领日臻成熟第二代球员，预备向更高层次的比赛发起冲击。